营养不良包括营养不足和肥胖，外科营养主要用于营养不足。我国的外科医师们在20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在为创伤、手术、感染等原因导致的肠功能障碍及与疾病有关的营养不足寻找诊疗方法，这是从临床实践中来的难题。从“临床需要”通过“实验室研究出新技术成果”再“回到临床实践”是转化医学的第一步转化过程（T1转化）。在扩大范围的临床实践中需要进一步检验该新技术“能不能改善患者结局、患者是否受益和对此技术的成本-效果评价”，这就是转化医学的第二步（T2转化）和第三步转化（T3转化）过程。外科营养在中国的发展正是经历了这些转化过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所的帮助下，笔者检索了我国外科和其他科室发表的不同质量文献资料，整理出此文。如有疏漏，欢迎补充、指正。
一、临床提出要求
在20世纪50年代初，医院冯传宜和吴英恺以综述形式，表述了外科患者蛋白质营养的重要性。该文中已经提到静脉滴注水解蛋白制剂、纯氨基酸混合剂和10％精炼椰子油乳剂，并且称之为“静脉注射营养（疗）法”，但国内没有临床实践和实验室研究。曾宪九阐述了水与盐平衡的重要性，提及体液、血容量和电解质平衡的意义。
二、实验室研究
年医院建立外科代谢与营养实验室（年停止、年恢复），建立体液研究和蛋白质代谢研究方法（原始凯氏定氮），发表了一组实验室研究论文，为外科营养的临床发展提供了相关的实验室基础。
年前后，上海和北京的外科医师们在图书馆看到哈佛医学院基本外科专家Moore撰写的Metaboliccareofthesurgicalpatient一书介绍的静脉营养，吴肇光团队和曾宪九团队试探应用静脉滴注“水解蛋白制剂和葡萄糖制剂”于重症外科患者，有病案，但无文献发表记录。医院外科鲁士琦和徐承藩［11］发表了“外科领域中的静脉营养”的文献综述。年冯传宜等发表了静脉内高营养方面的文献综述。其他单位也陆续发表了静脉高营养有关综述。
三、临床应用实践
医院（现医院）外科医师参考Dudrick等、Wilmore和Dudrick的文献，引进部分国内尚未生产的静脉脂肪乳剂、复方静脉氨基酸制剂、静脉多种维生素制剂等营养素，开始将比较规范的肠外营养用于伴有明显营养不足的外科重症患者，观察到有超过预期的患者肠瘘愈合、临床结局改善等。
年国内出现静脉营养的临床病例报道。蒋朱明和朱医院外科2例静脉营养支持改善治疗效果的病例。
医院医院的外科、儿科医师也用不同来源的静脉营养制剂开展静脉营养支持于外科临床重症患者，取得令人鼓舞的临床结果。
华积德等报道了静脉高营养疗法在临床应用中的1例体会。医院邹忠寿和顾寿年报道了静脉高价营养疗法在28例小儿外科患者的临床应用经验。
年蒋朱明等在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第九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报告了静脉营养（配合要素饮食即配合肠内营养）治疗46例外科重症患者并获得良好效果的经验。外科（静脉）营养在中国外科领域内确立了位置。
年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的学者前后发表了5篇有关静脉营养支持应用于外科疾病患者的论文。这些患者均合并有重度营养不足，所以适应证明确，效果良好。分别为：（1）医院外科报道肠外营养与肠内要素饮食（即肠内营养）联合应用于外科患者，该文是国内最早被PubMed收录的本专业论文。（2）医院邹忠寿等［22］报道48例肠外营养在小儿外科的应用。（3）上医院吴肇汉和吴肇光报道13例肠外营养的临床应用。（4）重庆医院外科蒋耀光和周月庆介绍了4例患者应用要素饮食情况；烧伤科雷政宏等介绍为34例烧伤患者施行静脉高价营养的护理体会。
四、国内肠外营养和肠内营养的临床扩大应用、临床与实验室研究
20世纪80年代前，国内肠外营养、肠内营养临床应用还要部分依赖进口制剂，肠外营养和肠内营养几乎全部用于营养不足患者，适应证明确，取得了临床结局改善、患者受益的良好社会效益。年国内生产静脉营养用药的合资企业投产，国内能够生产全套静脉营养用药，减轻了对国外进口药物的依赖，为国内普及此新技术提供了可能性。
年医院医院合作手术后应用重组生长激素及肠外营养减轻分解代谢、减轻肌力减弱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论文在美国发表［26］，该单篇临床研究论文（至年）被SCI收录杂志引用次，引领了中国、欧洲、美国在手术后应用重组人生长激素有关工作的探索。
年南京军区总院发表肠瘘、短肠综合征治疗的重要论文,采用营养支持加硅胶片内堵肠外瘘等方法，使肠瘘治愈率高达94.8%［27］。医院在家庭肠外营养、短肠综合征及“全合一（All-in-One）”输入静脉营养液方面国内领先。年报告1例家庭肠外营养补充的全小肠与右半结肠切除患者健康存活15年，并分娩一名健康女婴。
90年代起天津、西安、武汉、成都、广州、沈阳、太原等地和上海、南京、北京外科医师一道，参加南京黎介寿年启动的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营养支持学组学术活动，对外科领域营养支持的普及和提高起到积极作用。
此阶段还有由医院启动的（—）北京国际肠外肠内营养研讨会（BISPEN）。以吴蔚然为首的团队以此为“窗口”，引进当年国际有关临床营养先进技术、新知识和基本理念，促进外科营养与内科、儿科等其他临床科室的链接。
该阶段有许多不同质量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的文章在国内外杂志发表，接受肠外营养、肠内营养支持的患者数量也逐年增加。对药理营养素谷氨酰胺双肽和omega3脂肪乳剂等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这可视为转化医学第二阶段转化的范畴（T2转化）。
五、合理应用外科营养支持，患者受益
到21世纪，国内接受肠外营养、肠内营养患者的数量大幅度上升。由于学术系统无可用数据，借用“IMS数据库”资料来推算。按中国每年消耗肠外营养、肠内营养主要药物（脂肪乳、复方氨基酸）的推算数量，以6d用药量为1例，推算我国肠外营养、肠内营养每年应用的参考例数，观察其变化。年接受肠外营养支持的患者为例（按9个城市数据推算全国用量），接受肠内营养支持患者例；年（按31个城市数据推算全国用量）接受肠外营养支持患者为例，肠内营养例，可以看到接受肠外营养与接受肠内营养的比例渐趋合理。但是调查研究资料显示,医院外科90％（或以上）手术后患者接受肠外营养和（或）肠内营养支持，临床应用方面出现了外科系统有过度应用倾向和内科系统明显应用不足等问题。以致在某次“论证肠外、肠内营养有关问题”听证会上，有临床专家提出“营养支持是否有效”的质疑，也提出价格高而且“缺乏有关卫生经济学分析”问题。
由于外科营养技术已经在许多临床学科应用，年以医院为依托，启动由王宝恩（消化科）、吴蔚然（基本外科）、陆兆麟（内分泌科）、刘又宁（呼吸科）、蔡威（小儿外科）、葛可佑（营养科）、蒋朱明（基本外科）多学科同道联合申报组建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经国家科委、民政部批准，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于年12月3日成立。成立时间比东南亚国家、韩国和日本都晚了许多年。
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第一届常委会在分会成立次日就组建“营养风险-营养不足-营养支持-临床结局-成本/效果（NUSOC）协作组”等多个学术活动平台。其中NUSOC协作组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我国肠外营养、肠内营养临床应用实际情况，验证营养风险筛查NRS工具的有效性，为“分会”推动“规范应用、患者受益”提供基本信息。10年来“分会”出版了“版指南”和“版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推荐应用营养风险筛查工具NRS来筛选营养支持的基本适应证。当营养支持适应证有疑问时，推荐对患者作营养评定，进一步分析其适应证。
“分会”成立后与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营养支持学组合作，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第二届主任委员李宁积极扩大“分会”影响力，使年会的参加人数成倍增加。虽然“分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规范应用、患者受益”,但东、中、西部16个城市的数据资料显示，各地实际应用情况与这一目标有很大差距，大部分医疗单位没有按照“指南”的基本理念，忽视“营养风险筛查-必要时加营养评定-适当的营养支持干预”是成人营养诊疗的基本步骤。实施营养支持后，还应监测患者的全身和局部情况以获得安全、有效的营养支持，让患者受益。
20世纪末以来的第二阶段转化（T2转化）各地均有进展。南京、上海、北京、重庆等地在肠瘘、短肠综合征、烧伤、药理营养素（DHA、EPA、谷氨酰胺双肽）、经皮内镜下胃造口和经周围静脉中心静脉插管等方面有重要论文报告。有关营养用药的成本-效果比也有初步临床研究报告，有些内容可认为是转化医学的第三步转化过程（T3转化）。
为了我国肠外营养和肠内营养领域的健康发展，“分会”第三届主任委员蔡威作为欧洲ESPEN终身学习项目总负责人之一，参考欧洲同行学会经验，积极推广“终身学习”的先进理念。
在肠外营养、肠内营养学有关领域同道们的努力下，在深化医疗改革的环境下，以“规范应用、患者受益”为基准的外科营养支持事业一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志谢 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所张玢、张燕舞在文献检索方面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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