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仪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医哲学。
陆九渊（—），字子静，号存斋，晚年又号象山翁，学界尊为“象山先生”。南宋江南西路抚州金溪县（今江西金溪）人。他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后人尊之为“百世大儒”。而自古以来就有“大儒必是大医”之说，作为“百世大儒”的陆九渊也不例外，其思想学说与传统中医治疗养生之道确然是密切相关的。不仅如此，应该说他的中医哲学思想还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医国、医人、医病”三位一体陆九渊可以说与医药学具有宿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到他那一代，尽管由其二兄陆九叙（—）“独总药肆事”，但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陆九渊必然会对医药之事了然于胸，何况陆家“食指日众，其仰给药肆者日益重”，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会为药肆的兴旺发达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对于医药学的研究不能不是陆九渊学业中的必修功课。因此，在《陆九渊集》中就留下了不少与医药学相关的内容。
在与亲友、门生的书信中，象山时常论及生老病死和中医治疗养生等方面的问题。其体质素弱，十四五岁时，手足时常冰凉，在《与朱元晦》中说：“某旧有血疾，二三年浸剧，近又转而成痔，良以为苦，数日方少瘳矣。”又《与罗春伯》亦谓：“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适感寒伏枕，几至于殆。月余少甦，又苦肠痔。”此“血疾”乃吐血、咳血、便血诸症状之统称，从陆九渊自述来看，其当由咳血、吐血而终至便血，所以说最后形成了痔疮。慈湖所著《象山先生行状》中说：“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越三日，疾良已，接见僚属，与论政理如平时。”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陆九渊在血疾发作之后，仅用三日即获痊愈，象山显然知医。人或谓是请医者诊疗而愈，亦未可知。其实，《年谱》中一段话可以作为象山知医的佐证。其曰：“论医国：或问：‘先生见用，以何医国？’先生曰：‘吾有四物汤。’问：‘如何？’曰：‘任贤、使能、赏功、罚罪。’”陆九渊这里以“医国手”自许，但“医国”与“医人”“医病”关系密切，且“医国”原是从“医人”“医病”而来的。“四物汤”者乃是治疗“血疾”之良剂，盖为陆九渊所熟谙，在《与包详道》（四）中说：“某年来气血殊惫，颇务养息，然亦不遂所志。”这显然是他调治“血疾”的阶段，其中必然包括服用“四物汤”等在内。因此，有必要在此对于“四物汤”做一简要介绍。该方出自宋徽宗时期编纂而成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中医“四大方证”之一，以“调益荣卫，滋养气血”为其功能，具体方剂组成：当归、熟地、白芍、川芎。当归入心脾生血为君，熟地入心肾滋血为臣，白芍入肝脾敛阴为佐，川芎通行血中之气为使。此乃补血、养血之通剂，在《中医四大方证治要》中说：“阴血乃人体生化之本，无阴则阳无以生，血不足，气亦难附；而血旺，气亦必盛。故气血调和，乃人体阴阳之本，而补血养血，四物汤为首。”“四物汤”善于补血养血，故对于治疗陆九渊“血疾”之证疗效突出，竟能达到“越三日，疾良已”。由此可见，陆九渊知医并非虚言。然而，能治“血疾”也不能遂其所志，因陆九渊并非仅以“医人”“医病”为目的，曾言：“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他是把宇宙万物都囊括于心中的大儒，岂能做一区区“提囊行药”之人？陆九渊实乃以“医国手”自许，所以他开出的“四物汤”就不是“当归、熟地、白芍、川芎”，而是“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此“四物汤”以“任贤”为“君”即主药，可见陆九渊对人才的重视，在《删定官轮对劄子》中说：“臣尝谓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这是国家兴旺的关键举措。“使能”为此“四物汤”之“臣”，就是说起到辅助作用，其实也是一种具体的操作，因为能够“任贤”则必会“使能”。以“赏功”为此“四物汤”之“佐”，按照中医学的说法，“佐”是协助主药治疗附带的病并能够抑制主药的不良效果，也就是说陆九渊认为，即使对于“贤”或“能”也要实行激励政策，使贤能者不至于受到冷落或轻视，并不断激发其自身的内在活力。而“罚罪”为此“四物汤”之“使”，即引导药物直达疾病所起之处，其显然起到清理各种弊端的作用，以确保国之能“医”且能“医”好。唐代名医孙思邈云：“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当然，象山所说的“医国”，与孙思邈所说的“医国”有着很不相同的内涵。但其又能“医人”“医病”，以所谓“上医”而兼顾“中医”“下医”，